小儿时节，我们梦中冒失的啼哭声，常常让香油灯的灯焰忐忑。棉条芯柔肠般潜在清黄的香油里，只在灯盏的边沿略略地探出头来，不安的眼神呵护我们。说是香油灯盏，实在有些拔高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破碗底子，倒上一点点香油，也就是小榨菜籽油，搓一条拃把长的棉花条，搭在破碗边子上做灯芯。母亲呢，好像总是埋头在油灯下纳鞋底。冬至足凉，一家老小的棉鞋，过年穿的新走鞋，全家人寒夜里的温暖，全源自这如豆如粒的香油灯光。母亲的针线活在全舍上是最利索的，针飞线走，赶夜路般的紧迫。就这样紧赶慢赶，纳完了鞋底还要拾掇大人小孩的棉衣夹袄。一个秋冬，灯下的母亲总是忙得抬不起头来，可是再忙再累，母亲的目光总是那么平和慈爱，只是偶尔责怪我们的脚指头长得太快，春上才穿的新松紧口鞋子，秋天脚大拇指头就拱出来，又穿不上了。
到了我们上学读书以后，生产队有抽水机了。管风车的老把式---我的父亲，虽然对那个八匹子的老式机器和小机工有些看法，但对柴油能点灯照明却洞若观火。于是，他找来一只废墨水瓶子，剪一块方寸大的洋铁皮，卷成灯管，穿上用草纸卷成的灯芯，灌满从八匹子小机工那里匀来的农用柴油，以纸代木节约木材的镇江产火柴一咳嗽，柴油灯就亮了起来。柴油灯的亮度，比香油灯强多了。于是晚饭后，在年迈得有些活活抖抖的方桌上，就着墨水瓶灯，我们描摹着天安门，五星红旗，记录过兴化广播站的天气预报和张学诗老师的散文诗句。那时哪知道啥叫散文诗，只是觉得句子造得美，记下警句好作文，在明天的作文课上好让老师小小地吃我一惊。墨水瓶灯下，我还有个任务，就是每天要替父母亲记当天的工分底子。记工分底子，在母亲来说，可是一件大的事情，她那时对小队会计的工分帐，有些不放心，总担心他有意无意地漏记。父母亲每天起早摸黑在生产队劳动，重活累活抢着做，为的是多挣点工分少超支。漏记了工分，除了年终增加超支外，母亲还从被干部欺负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，要求我每天记好明白账，每月找小队会计对好工分账。有一次，小队会计嫌麻烦，不肯对账，被闻讯赶来的母亲揪住虎领，拉回队部，乖乖地补记上他漏登的十分工。那晚的墨水瓶灯下，母亲用目光深深地赞许了我。她要求父亲设法找一个大墨水瓶子，把柴油灯掌得再亮些。父亲果真找来一个大墨水瓶子，做了一根粗粗的灯管，还在墨水瓶下安上高高的木制灯座。高灯远照，陋室明亮。墨水瓶灯下，我们合家劳作，摘楝树果子，搓草绳，编草包。门外风嗖嗖，室里暖融融，一家大小，好像并无劳作的痛苦，有的是对一年好过一年的展望。幸福的感觉，有时真是一件难说的事情。
从扬州的一所学校读书回乡后，在萧庄的单位里，人们已普遍使用罩子灯了。罩子灯，其实就是煤油灯。不过，灯台高挑，线条波曲，凹凸有致，配上青亮的玻璃罩子，在那时，我就感觉它颇有些贵族风采。罩子灯，亮在罩子。为师傅们擦灯罩子是我们每天傍晚的必修课。堵上罩子小口一端，深深呵一口气，轻轻用柔纸揩擦。罩里罩外，反反复复，直至看上去清清澈澈。再用一块零碎布头把灯台上下抹得养手，那一晚，在罩子灯柔和明亮的灯光里，师傅们传道授业的兴致肯定会更浓。关于农时，关于作物的肥水运筹，关于棉花生长的叶龄栽培，关于会计帐表的体系、科目运用等等。老实说，扬州三年读书，并不如萧庄一年擦灯罩子后的所得。师傅们从规范我写字的笔划开始，到辅导我夜练大字，老经理为此还献出了一捆他视若珍宝的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。在灯下，师傅们告诉我，麻绳在行业里称作伏口，撇碗唤为可大、可二。“短尺舞，浪花随手翻卷”的花布大姐提醒我，花洋布可以用手扯，色织布只能动剪子剪。日久天长，我们感觉擦灯罩子的手艺炉火纯青了。可是老主任的灯罩子，在我们擦后，他还是要再擦一遍，才点灯。你别看老人家行伍出身，赳赳武夫，擦灯罩子却比我们还轻巧灵活。有一天，老主任灯下和我谈心，告诫我，以后找女职工谈事情，一定要带一个会计一起谈，千万不能一对一。他可是吃过这方面的大冤枉，多少年被整得抬不起头来。
记得1985年，单位整党，那一年的冬天有点寒。那天晚上，支部要讨论党员登记事项。傍晚，老主任亲自把灯罩子擦了又擦，擦到不惹尘埃的洁。会场上，一双罩子灯，灯焰跃跃。在老主任的顾盼下，会议有序进行。突然，一个老党员对文革中曾经批斗过老主任的另一个党员提出严肃指责，并建议定为“三种人”，不予登记。那个党员闻言失色，欲?......
